这时，蒋桂军阀混战已结束，蒋介石取代了桂系在湖北、河南南部的统治，迫不及待，发动“会剿”，要消灭我们。敌“会剿”的主力是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七里、紫云地区。
特委事先没有得悉敌人“会剿”的情报，仓促应战，有点乱套。红三十一师正分散在各处游击，在我身边的只有两个队，一百多人枪。面对长趋直入的优势敌人，咱们不可以硬顶，就撤离七里、紫云地区，和敌人兜圈子。根据地的十多万群众纷纷“跑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转到来家河，打了第一仗。没想到敌人一打机枪，游击队都跑散了。这次我们虽未受损失，但说明队伍缺乏严格的战场纪律和过硬作风，遇上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军，有怯战心理。
第二仗想办法拣弱敌打。北面的李克邦部是土匪队伍，外加红枪会数千人，已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经特委同意，我们决定向这股敌人进攻。七月初，我三十一师两个队在大批手持土枪、长矛的群众配合下，扑向白沙关之敌。经连续五战，毙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捉住了红枪会头子戴五爷，把红枪会基本上打垮了。胜利后我们在白沙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了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和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大快人心。从此以后，柴山堡那块根据地，才算巩固起来。你不能小看这类土匪队伍、反动武装。他们在地主掌握下，专门和红军作对。平时，在根据地周围捣乱；白军攻来，又积极努力配合，进到根据地大烧大杀大抢，无恶不作，给我们造成极大困难。当时，粉碎地主下属反动统治及其武装，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罗霖部见李克邦吃了亏，又不断受到游击队和群众的袭扰，呆不下去，很快就退走了。不到半个月，“罗李会剿”即宣告失败。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在八、九月间。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我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击。
我们还是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十多天后，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决定暂时撤出根据地，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我们在内线和敌人周旋，把握机会打一下。经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仗，搞掉敌人一百多，包括第一次全歼敌一个整排。的正规军不象红枪会那些乌合之众，按我们那时的装备，一仗搞掉敌人一个排，就是辉煌的战果，对士气鼓舞很大。
内线继续作战不利，我们又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我第一次见到了周维炯、肖方等。周维炯是丁家埠暴动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象个白面书生。三十二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中央特派员郭述申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具体原因不清楚，后来听说是有坏人挑拨。这次两个师会合后，鄂东北特委采取了团结红三十二师的方针，不提往事，对他们热情关照。我们还拨了些和子弹给他们。主要是子弹，因三十一师靠近武汉，能通过内线关系从那边买。当然，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两个师在那一带同敌人打了一仗，他们打一面，我们打一面，配合得不错。战斗结束时，缴了不少武器。我印象最深的是缴了匹马，我骑过很久；俘虏了个小号兵，留在我身边司号，作战很勇敢，后来牺牲了。这是两个师第一次配合作战，取得了胜利，大家满高兴。可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好在两支部队会师后，关系没搞坏，以后好见面。特委的方针是对的，如果不这样处理，就很成问题。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乘机返回根据地，消灭了敌人一批“编练队”。我们则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黄坡的长堰、夏店，黄安的八里湾，麻城的谢店等地的民团，缴了一批武器弹药。九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第二次“会剿”又被我粉碎。
第三次是十月开始的“徐夏会剿”。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
被粉碎后，我们乘胜发展队伍，扩大游击活动，打击土豪和民团，对他们威胁很大，土豪劣绅纷纷向政府报警请兵。于是，“徐夏会剿”便接踵而至。
那时，敌人一来，地方上总要求我们打，生怕我们不打，说来说去，无非是怕丢地盘，怕打烂坛坛罐罐。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要打得有胜利的把握，自己的伤亡和消耗要少，消灭敌人要多。丢枪，伤亡一大堆人，打败仗，可不行。不然，有生力量消耗太大，部队情绪给打了下去，以后就不好办。地方和军队，常常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闹矛盾，发生争执。军队里也有人怕群众受损失，主张和敌人硬拼。我们还是坚持有利条件下就打，不利条件下就不打，这一点不能动摇。
敌人大兵压境，怎么个打法呢？后来确定，打它个埋伏。敌人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情报，主要是靠地方党委和群众提供。地方上说，敌人只有四五百人。我想，敌人不太多，我们打得好有可能取胜，下决心打。带上部队，埋伏在敌人撤退时可能路过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那里竹林、树林、葛藤特别多。我们没机枪，只有几百条破步枪，子弹也不多，想缴些和子弹，抓一把就走。谁晓得一打响，敌人足有一两个团。我带了一个队在正面打，敌人的火力很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两翼的部队也没占到便宜。敌人开始反扑，部队撤退，最后连小号兵也撤下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敌人已攻到寨子下面，近在咫尺。幸好天已擦黑，我就趁机往外跑，敌人在后面追。那时我腿部的伤势未愈（是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的），跑也跑不快，见前面有片林子，往里一钻，敌人找不见，乱打了几枪，就回去了。我坐在林子里，腿疼得厉害。廖荣坤带了几个人来找我，才把我接回去。这一仗，情报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放了羊”，没打好，我们伤亡十几个人，同我一起来鄂豫皖的二队党代表桂步蟾也牺牲了。
我们总结了教训，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离开天台山向北转移。时值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阀混战爆发，蒋急忙调兵回去应战，只留下反动民团对付我们。趁敌向平汉线撤退，我兵分三路向外追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正规军一个连，经过争取瓦解工作，向我投诚。这事反响很大，附近的群众说：“还是红军厉害！”这时，红三十一师发展到七百多人，六百余枪。
十一月间，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徐百川、毛正初、周狷之、吴干才、朱体仁等的领导下，武装起义成功，成立了红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的武装割据局面。不久，红三十二师又一举攻克了商城。这些胜利给鄂东北根据地的军民以极大鼓舞。
实践出真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和建军经验，是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党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岗、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十一月间，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选出特委，徐朋人为书记。十二月又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为主席。我被选为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这两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教育宣传、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等九个决议案及《革命委员会政纲b，《土地政纲细则》等，对深入土地革命，逐步加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有重大意义。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就是这一个时候提出来的。我和戴克敏、曹学楷一同研究，总结了这么几条：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它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提炼、概括、总结。
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当年坚持过武装割据的，都会记得那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形势，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象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不能离开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种：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分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弹药。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象柴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逐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对付正规军，主要是打伏击。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抓住他们的个把连或排，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碰上大股敌人就不行，如一个营以上的兵力，我们对付不了，得跑，和敌人转圈子。因为力量有限，吞不掉人家，还有被吞掉的危险。打仗，也象现在搞经济建设一样，要算帐，看本钱，量力而行，口不能张得太大。不顾自己的力量和本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非吃亏不可。在哲学上，这叫做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问题。对付地主民团，主要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他们守在寨子里，有粮吃，有工事，有机枪、手榴弹，你硬攻也不行。我们几百人枪，人家有了准备，你硬攻怎样行呢！怎么办?趁敌人不备，搞突然袭击。一般是选些孤立的民团据点，夜间发起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再则是诱敌出笼，打伏击。先派几个人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打一家伙，至少能打死几个人，缴几支枪。那时，我们到处和敌人转圈子，避实击虚，搞伏击、奔袭，夜袭，多打些小仗，胜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胜仗打得越多，土气就越高，队伍就越好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筋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努力配合红军作战。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鄂豫皖边的群众，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致胜的根本原因。
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了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为：(1)发动和帮助白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部队也搞统战工作。对地主采取一面打击、一面孤立的政策，对白军下属官兵注意争取瓦解，对反动枪会，重点打击其反动头目和骨干，将一般群众和反动分子区别开来，不杀俘虏，有的经过教育就释放，有的留下当兵。部队的经费来源，一是靠地方筹款，一是靠特务队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小组的组长是个马夫。小组会一周一次，请假的很少。我参加小组会，有时讲讲党内的一些常识，有时讲讲其他不了解的事，并听听大家的意见、要求。我们水平也不高，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讲，不见得完全正确。每个队有十几二十个党员，干部都是党员，党组织公开，但党组织开会是秘密的，群众不一定都知道谁是党员。发展党员，个别发展，条件很严格。打仗要勇敢，纪律性好，要起模范作用。主要是打仗要勇敢。如果打仗怕死，就不够入党条件。再一条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严守党的秘密。党员的模范作用也很强调，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行军要帮助别人背枪、背行李，到了宿营地主动烧开水、烧洗脚水，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能把部队带起来。
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尤其要建立铁的纪律。起初，我们没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军队嘛，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打仗不听指挥，轻者批评，重者禁闭。路过家乡，你要回家看看，得请假，不能自由行动。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贪污要被枪毙。我们师就枪毙过一个司务长，他贪污了二十元。那样艰苦的环境，钱来得不易，二十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再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那时，“赤白对立”很厉害，敌人来到革命根据地，又烧又杀又抢，我们有严明的纪律，规定不管走到哪里，一律不准烧、杀、抢。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破坏纪律的很少，因为部队成份纯洁，都是贫雇农，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的。有了严格要求，一般说来大家会自觉遵守。官和兵，不太分得出来。吃一样的饭，睡的都是民房，铺的都是稻草，不同的是给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多铺一个单子。原来，干部也没有马骑，一九二九年底部队扩大了，大队(团)以上干部才有马骑。我们骑马，见有病号走不动，都主动让骑。干部给战土背枪、背行李，很普遍。打人骂人的现象也不严重。打仗，强调节省子弹。子弹很少，最多时一个人才有十来发，一般是两三发。就这么一点，不节省不行。后来，部队发展了，经验也多了，我们将红军纪律规定了十条；(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子弹勿乱打，(6)对群众耍宣传红军主张；(?)火线)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资要先顾伤员，(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纪律是红军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保证。有了严格的纪律，才能上下一心，军民一致，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自己。
军队要有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日常主要是搞点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出操，不能弄得兵不象个兵的样子。也搞些瞄准射击、夜战，山地训练。要求人人学文化、识字，能写标语、家信。后来还办起了教导队，培训班、排、连长。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六大”的十大纲领、党的决议和指示、红军的任务、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使每个土兵明了党的路线，政策，划清红军和白军的界限，为工农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战。教育方式有干部队前讲话，集体上课，阅读通俗讲义、小组讨论等。土兵中间有人才，有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记忆力、理解力相当强。学过的东西，能结合实际向群众宣传，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颇受群众欢迎。
后勤供应十分艰难。后方供给机关不健全，服装也不统一，有什么穿什么。尤其是特务队，耍经常到白区活动，什么长袍短袍的都穿，五花八门。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才有了统一的服装，官兵能穿上自制的灰色军服，戴上大八角帽。兵工厂很小，有二三十个工人，设备简陋，开始连“撇把子”也不会造，弄了个把月，造出一支是废品，根本不能用。经过多次试验，才能造点“撇把子”枪。名义上有个医院，但只有中、西医生各一名和几个学看护的小姑娘，医疗设施和药品都很缺，伤病员大都送到群众家里休养，治疗。总务科负责供应伤病员的营养晶，只要医生开个条子，写上给某某“鸡蛋两个”或“花生半斤”，就能领取。一九二九年底，苏井观任医院院长后，医院的规模才大了些。后勤供应是令人头痛的事，主要靠多打胜仗，多打土豪，取之于敌。
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真实的情况，逐步搞起来的。上面很少有指示，有指示也不及时，因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台。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被敌人分割包围着，互不联系，人家的经验也传不过来。黄埔军校哪有睡稻草、上门板的?打仗哪有三发子弹的！黄埔军校的东西，是一般军事常识，在这里是另外一套，靠自己摸索。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九年，鄂豫边区基本上贯彻了“六大”决议精神，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加上客观形势有利，因此，每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顺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一段时期，特委的领导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对于中央指示的工作地域上“应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的方针，因行不通而未机械执行，政策上虽然有些“左”的东西，但只是局部的问题。这就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年，军阀重开战。四、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到十月才结束，持续了六个多月。蒋介石陈兵平汉、津浦、陇海线上，对付冯玉祥、阎锡山，顾不上“围剿”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取得了大好发展时机。
二、三月间，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特委。特委委员有：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以上均为中央新派来的)，徐朋人、曹学楷、戴克敏，徐宝珊、王平章、何玉琳、钱文华、戴继伦、戴季英、吴焕先、詹才芳、郑位三、郑新民、雷绍前、王宏学、、王树声、李梯云、王秀松、周纯全、甘元景等，郭述申任特委书记。
这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具有相当规模，总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鄂豫边根据地北起光山以南的晏家河、宣化店，南抵黄陂北部的紫潭河，汪家西湾，西起摆水东岸的汪洋店、小河溪，东至麻城以北的黄土岗、福田河附近，纵横约一百七十余里。豫东南根据地北起固始的段集附近，南抵松子关、长岭关一带，西起商南大木厂、白沙河，东与皖西根据地相衔接，纵一百五十里，横百里。皖西根据地北起六安的丁家集、徐家集，南抵潜山、英山以北的水吼岭、金家铺，西与豫东南根据地相接，东至六安、霍山附近淠河两岸，纵一百八十余里，横约百里。三块根据地境内，除黄安县城、新集、金家寨等少数敌孤立据点外，均为红域。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之间，北起商城以南的亲区*，南至麻城、宋埠，有一条为敌军和反动民团控制的狭长地带，使两块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
三块根据地的三支红军，鄂豫边的红三十一师，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皖西的红三十三师，亦根据中央决定，改编为红一军。
上海会议还讨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三月下旬，郭述申从上海回来，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精确指出：“目前边特的军事工作任务，无疑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而决定的，就是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武装工人，武装农民，组织兵变，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各方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以争取湘、鄂、赣等省政权先胜利的前途。”这里所说的总的政治任务，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布的第七十号通告中规定的，以推翻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总的政治路线，以积极进攻、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暴动”为中心策略。中央的指示还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成第一军，并且加紧执行扩大第一军的策略。”为此还提出了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政治上的权限大于军事指挥官)，发展地方暴动和兵变运动，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农民赤卫队并将他们集中到红军来，部队向武汉方向发展以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和要求，反映了“左”倾思想正在抬头，因为那时在党中央内部已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势力。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表示拥护和坚决执行。仅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对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委员所否决。后来事实上，少数的意见有道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互为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只顾加强和发展一头，而削弱或取消另一头。
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政治部主任熊受喧。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红三十一师改为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戴克敏(后为李荣桂)，参谋长刘英，三十二师改为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参谋长漆海丰，三十三师改为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副师长肖方，独立旅系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旅长廖业祺。红一师八百余人，二师六百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三百余人，全军共二千一百人。改编后的红一军，统一了指挥，有重要意义。
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亦宣告成立。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外加两名士兵。重大问题需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前委归直接领导，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如与省委、特委发生不同意见时，报请中央批准，在未受中央指示前，前委有独立决定行动的权利。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就脱离了地方党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加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分必要。但是，一个根据地内有地方和军队两个平行领导机关，却不利于整个力量的调度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有时甚至会出现前委指挥特委的情况，助长单纯军事观点和枪杆子主义的发展。而地方党委囿于地方情况，往往主张红军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骨头，不考虑红军的装备和力量，也容易和军队闹矛盾。双方开联席会议发生争执时，地方说：“军队不能自己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委的就说：“你报告中央好了！”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各行其是，的确影响工作的开展。
红一军成立后，决定由我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许继慎也是黄埔第一期的，但我俩以前不认识。考虑到沿途有敌军和民团袭扰，二师过去又发生过枪杀二徐的事件，经前委同意，我们派王宏恕带一师师部手枪队的四五十人护送许继慎。他到商南、皖西后，顺利改编了部队，带领红二、三师打了金家寨，占领了霍山，打了土匪鲍刚，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局面。
不久，我们又看到了党中央三月二十二日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左”的气味更浓了。信中对什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城市工作”、“平汉铁路罢工”等，讲得很多，而对农村如何搞根据地，怎么样做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等，讲得极少。指示信还批评鄂豫皖边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过去实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是什么“富农路线”，“十足的机会主义”。六月，李立三完全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立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业已成立，积极贯彻李立三的一套。他们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胃口的确是够大的！要实现这个计划，说实在的，没有几个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而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才两千来人。作计划，给任务，不度量实际可能性，一味充满大干的幻想，这叫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西出平汉铁路，我们去了。但是，要打武汉，却没想过。就那么一点力量，怎么个打法？！起初想，能打到外线去，搞到一二千条枪就满不错，谁还敢想去打武汉！要不是傻瓜，是不会干那个事的。如果叫一个人背五百斤，背得动吗?背不动，他自然就不背，这是常识。
红一师第一次西出乎汉路在六月间。首先袭占杨家集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部两个连，我四队队长杨先圣在战斗中牺牲。战后我军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三百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改编红一师的五个大队为三个支队，辖十二个大队，另有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一千二百余人。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我们作战，进行报复。
我们接到孝感县游击队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
杨平口虽接汉线，但地方党的组织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地形也利于红军隐蔽和出击。这是我军第一次伏击敌人一个整团。师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服从命令听指挥，带头冲锋陷阵，打好这一仗。二十八日晚，部队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急行军，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合。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将主力隐蔽在杨平口以北、溃水东岸的傅家湾、新寨一带的山地，布成口袋阵势，派出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前去郑家店吸引敌人。
次日上午，我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与敌接火。敌发现系小股部队，遂倾巢而出。我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迫不舍，终于进入了我军伏击圈内。十时左右，我们下令攻击，埋伏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俯冲而下，将一团敌军切成三段。敌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首尾难顾，先头营和后卫营被我们迅速歼灭。中段的一个营在敌团长带领下，抢占傅家湾以东的高地，被我军团团包围。经数次猛攻，配以战场喊话及派出俘虏劝降，敌团长见无路可走，遂令部队交枪投降。
这一伏击战，我们是硬着头皮打的。因那时部队从未打过这么大的仗，我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战斗中，我和参谋长刘英，分头带着部队向前冲杀，各级干部身先士卒，所以战斗发展比较顺利。历时四个小时，计毙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战后，我军重返黄柴畈休整，将红一师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营，每营三个连，人数达一千五百余名。
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乎汉路，攻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师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
七月下旬，我们留下二团继续巩固黄安南部的根据地，率一、三两团及师直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路。
部队攻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该地四十里之花园镇为钱大钧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辖有步兵营、重机枪营、追击炮营及直属步兵连，武器装备好，但经常任务为培训下层官兵，战斗力不很强。时驻小河溪的郭汝栋部一个团已退守广水，花园守敌相当孤立。我们决定乘机奔袭花园，全歼这股敌人。
二十八日夜，我军从青山口出发，向花园疾进，准备拂晓前发起攻击。因部队刚刚扩编，没有大部队行军经验，走出二十里地，后卫部队掉了队，与前面失去了联络。我们令前锋部队停止前进，坐在路边等了好一阵子，后卫部队才跟了上来。查了查掉队的原因，是走错了路。部队继续前进，走到距花园车站十五里的平头山时，天已破晓，失去了夜袭时机。还打不打?师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不打。这时，地方党来人说，夜间镇内敌仓库起火，敌军忙着救火，折腾了大半夜才休息。我们据此判断，疲乏的敌人凌晨势必晚起，警戒亦必疏忽，因而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
花园镇位于平汉路东侧，敌人的兵力部署呈梅花形：步兵营两连驻镇内，另一连驻车站东南之曾家庵、丁家台子，重机枪营两连驻镇北车站东侧，另一连及团部驻车站西侧的北门外横街，迫击炮营驻镇西北的李家祠，团直步兵连驻摆水岸边的罗湾。为全歼守敌，我军兵分两路，由一团从东南方向进击，解决铁路西侧的敌步兵连、重机枪营，团部及罗湾的直属步兵连3由三团及师属特务大队从西南方向进击，解决镇内的敌人，而后会合一团夹击敌迫击炮营。
为出敌不意，成功突袭，师属特务大队化装成赶街的群众，三五成群，先行一步，负责解决沿途及城关的敌岗哨。大部队紧跟，利用田间农作物掩护，秘密向敌接近。凌晨六时许，红三团不费一枪一弹即进入镇内，向敌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有的正在睡觉，有的刚刚起床，当即乱成了一团。同时，红一团也迅速突入铁路东侧的敌阵地。敌遭我三面围攻，西面又有溃水阻隔，插翅难逃。经三小时战斗，我军以极少伤亡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的战果。共毙伤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重机枪八挺，追击炮五门，长短枪八百余支。
那个时候，部队光知道要步枪、短枪，不懂得要炮，要机关枪。打完了仗，一人身上背着三四支枪，长的短的都有。我就问：“迫击炮呢Y”有人说：“什么是追击炮?”我给大家边说边比划，命令一定要把追击炮找来，谁也不准破坏。结果还不错，找来五门能用的。机关枪也不错，都是汉阳造的全新水机关枪。战士们不懂，把枪身、枪鞍、枪架拖乱了套。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水机关枪，不会摆弄。找了些俘虏兵的班、排长来让他们装配好，当老师，教给部队使用。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机枪手和炮兵。
花园战斗中，孝感县委动员群众积极努力配合红军作战，起了非常大作用。县委的不仅将敌情摸得一清二楚，及时向部队提供情报，而且连夜发动铁路沿线的群众，破坏铁路数十里，并袭占了卫家店车站。红军每次出击平汉路所取得的胜利，是与地方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红军的胜利，震动了武汉，鼓舞了根据地及其周围的人民群众。战后，红一师进驻小河溪，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前来慰劳红军，许多年青人涌来报名处报名参军。几天之内，红一师即扩至三千多人。我们将全师编为两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拥有机炮混成部队，因而战斗力明显增强。
扩编后的红一师，兵强马壮，士气昴扬，西越平汉路，袭占云梦城。守敌反动民团慑于红军声威，闻风失逃，我们没取得多少战果。部队在城里驻了三天，开仓分粮，宣传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嗣后仍返路东的小河溪一带。这时，已是八月中旬末，敌戴民权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出一个旅来犯。我们考虑在乎汉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遂向黄安西北转移，诱敌进至四姑墩附近。这里地形条件较好，趁敌孤军前进，我发起反击；正巧，许继慎率领二、三师也赶来投入战斗，迂回了一下，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这一仗，打得痛快麻利，根本原因是兵力集中，坚决果断，迂回包围，近战歼敌。我军乘胜追击，至小河溪又将敌彭启彪十四旅一个团大部歼灭。前段时间里，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曾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取得了歼敌近三千人的重大胜利，有力推动了皖西根据地的工作，红二、三师共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
从六月到八月，红一军的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七千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五千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很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有了新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些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或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战术多样，机动灵活，英山战斗，攻占据点与打援相结合，杨平口战斗，诱敌伏击，花园战斗，远距离奔袭，四姑墩战斗，诱敌深入，迂回包围。战斗中，并能注意开展政治攻势，战场喊话，瓦解敌军。总之，部队的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期间，立三路线的那些错误东西，不断通过“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传达下来。要求广泛组织地方暴动和白军士兵哗变，令红军向交通要道，中心城市进攻，“打到武汉去”，以此来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革命暴动首先胜利的路线”。特委便决定立即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总暴动”，甚至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红一军的前敌委员会和特委联合组成“平汉特别区行动委员会”。还有什么合并党团组织呀，“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去”呀，绢织“集体农庄”呀……把地方上忙得个不亦乐乎！
先打广水，因敌人预有准备，凭坚固守，我军硬攻未克，有较大伤亡。这一仗，本来是袭击，变成了恶攻，一、二师的配合也不得力。军部令我带着一师从北面强攻，部队前仆后继，勇敢冲锋，但不知什么原因，南面的二师却按兵不动。我们有个最好的营长叫高汉初，牺牲了，我很心痛，气得和许继慎大吵了一顿。又攻信阳，也未克。军部决定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之陡河镇，将该地数百民团全部消灭后，就地休整。为补充下级干部的缺额，军部成立了随营干部学校，培训排、连、营长。此外，又与正阳、汝南的地方党及游击武装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正式组成两百多人的一支游击队。游击队长姓金，黄埔第四期的学生，比较精干。后该在商城、光山一带作战牺牲。
此时红军远离根据地，终非上策。前委研究后，决定部队走息县，渡淮河，迂回光山、潢川，向鄂豫边区靠拢。十月上旬，许继慎指挥红二、三师袭占了光山，歼守敌数百，我指挥红一师强攻潢川未下，仅在北门外歼敌一个营，移而西指，攻克了罗山，歼王泰部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
我军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不能说没有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我们水平不高，不懂什么路线斗争，中央的指示发下来，总的是要执行的。实在行不通的事，如打武汉，不干就是了，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从这一段时期军队的行动路线—匕显而易见，我们是跳跃式地行动。这跳那跳，不是有阵地、有计划、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在总结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时说，根据地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特别有道理。跳跃式的推进，不利于根据地的真正巩固和扩大。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打开那么多地方，因为不是波浪式地推进，地方工作，政权工作一下子跟不上去。部队一走，一切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另外，对拔掉根据地内部的障碍，也重视不够。象商城的亲区、麻城的黄土岗、木店子等，均为反动民团控制区，是在我根据地范围内的“钉子”，很讨嫌。我们只顾向外线出击，却没有把内线的敌据点拔掉。在当时的有利形势下，拔掉他们，把根据地内部连成一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都是受立三路线影响的结果。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九月间召开的，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停止了冒险主义的总暴动、打武汉的计划，有重要意义。但是，会议的精神当时还传达不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来，特委和前委仍在执行过去的行动方针。不久，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腾出手来，开始做“围剿”红军的部署。
红一军于十月间攻克光山，即决定在光山召开全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开了三天，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检查领导工作并改选前委，(二)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部队实行混编。
检查前委的领导工作，以是否坚决执行立三路线为尺度。自然，“左”的批评意见占了上风。尤其是特委负责认为，红一军领导在前段时间里，出击平汉路“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要求大会代表对此进行“总的检举”。会议的方向是有问题的。大会正式通过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政治工作，拥护全国苏代会，拥护鄂豫边特苏’等七种决议案，都是进一步贯彻立三路线的产物。军长许继慎受到的批评最多，改选前委时落选。新的前委由曹大骏、姜镜堂、王培吾、、刘英、孙永康，曹学楷及二名士兵代表组成，曹大骏仍任书记。
郭述申、曹大骏、许继慎等刚来根据地成立红一军时，中央就决定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的三个师实行混编。但因当时条件不够成熟，故未实行。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实践证明，红军要担负起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艰巨斗争任务，将三支不一样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部队，打乱原建制进行混编，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一是利于打破地方观念。三个师过去来自三个地区，绝大多数都是按地区系统形成建制的，地域观念、山头主义较明显地存在着。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一师是我们的，那一师是他们的。”甚至相互瞧不起，闹矛盾，妨碍部队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二是便于形成三个拳头。三个师建立的时间有先有后，实战经验、战斗作风、武器装备都不一样。红一师成立早，底子厚，人多武器好，战斗力最强。相对说来，其他两个师就显得弱些。混编后把红一师的干部和武器多调些给二、三师，就能逐步加强这两个师，使全军力量相对平衡，形成三支有力的拳头，协同作战，打击敌人。同时，通过混编，各部队亦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许继慎一直主张部队早日混编，做过不少动员工作，我们也赞成。把三个师捏在一块，他有很大的功劳。
光山会议后，各师均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着手整编部队。红一师由三个团合编为一、三两个团，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原红二、三师合编为第二师，辖四，六两团，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除干部交流外，一，二两师各抽五个连对调。不久，又将军属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与皖西中央独立一、二两师合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肖方。各级党组织也健全起来，军有前委会，师、团有党委会，营、连有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士兵委员会也进行了改选，各连并成立了列宁室(俱乐部)。全军共六千余人。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参谋长李昂茨。我任副军长，免兼一师师长职务。
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起了非消极作用。但也存在着问题，如对一师，拆得太厉害，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是不妥当的，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撤二师师长漆德伟的职，送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没多少道理。他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和二师的创建人之一，在二师中有较高的威信，因对枪毙该师参谋长漆海峰持消极反对的态度，便被撤职送上海。二师参谋长漆海峰，错误严重些，吸食，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但他在创建二师中出过不少力，决定枪毙他也是过火的。当时，二师有人反对枪毙漆海峰，结果被扣上“有背叛党路线的企图”的罪名，开除了党籍。这样一些问题，给部队混编带来了不良后果。
十一月上旬，夏斗寅部向我根据地南部进犯，黄麻地区吃紧，特委书记郭述申专程赶来豫南调红一军南下。经前委讨论，决定放弃光山、罗山，南下击敌，并准备伺机向长江沿岸发展，打通与红十五军的联系。红十五军活动于鄂东地区的蕲春，黄梅、广济一带，原系红八军的四、五两个纵队。根据中央命令，一九三O年十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敌戴民权新编二十五师位于平汉路东侧，夏斗寅十三师分布于南面的黄陂、麻城、黄岗一线，郭汝栋二十六师在西南的浠水、蕲春地区。我们南下，矛头首先指向夏斗寅。
一战于黄陂的姚家集3二战于黄安。因敌人固守，两个攻坚战，均未奏效。我军伤亡较大，一师三团政委江竹溪、营政委郑植磺牺牲。部队旋即转到麻城，敌人也主动撤离了黄安。
在麻城，县委坚决要求我们打料棚，说不打下料棚，地方工作无法开展。前委和军部考虑，两次攻坚都没打好，不能再攻坚，料棚是个硬据点，不打为好。地方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吵得很凶。我们得悉夏斗寅部补充团的一个营进驻谢店，立足未稳，决定突袭他们。那天黄昏后，一、二师主力以急行军扑向谢店，向敌猛攻，一举全歼该敌。这一胜利，大大巩固了群众的斗争情绪，稳定了麻城的局势，地方党的也很高兴。
十一月底，天已转冷，但部队还穿着单衣，冬装无着落，叫人犯愁。地方上送来的情报说，新洲城空虚，只有些民团防守。前委决定奔袭新洲，搞点物资，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出击那天晚上，正下雪。南方的雪，边下边化，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冒雪踏泥急行军，一气跑了五十多里。这样坏的天气，敌人意想不到红军出击，疏于防守。我们没打枪，就进了城。一问，出乎意料，里面驻着郭汝栋的一个混成旅，是当天晚上才开进城里宿营的。他们吃罢饭后，正在安顿睡觉的地方，乱糟糟的，毫无秩序，也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跟前。好吧，打！当夜就全歼了这个旅，俘虏敌人好几千，缴获大批和军需物资，打了个大胜仗。新洲是个商埠，城内大的店铺不少，有金店、布店、粮店、当铺。我军将敌人的粮仓打开，分给贫苦百姓，把地主资本家的商店没收，从军长到战士，每人发棉布一匹，银元一块，并给愿意回家的俘虏发了路费，对中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的政策，买东西一律给钱。通过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宗旨、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在新洲城里住了一天，前委获悉徐源泉部有进击新洲的企图，就决定部队撤离该城，东移但店休息。此时中央派曾中生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并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中生到达根据地后，一面召集特委开会，一面派人来但店向前委传达。前委听了传达，认为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那一套是对头的，符合大家心愿，表示拥护。许继慎很高兴，因为他被原特委视为消极分子，在光山会议上批评了一顿，连前委委员都被选掉了。部队学习了三天，统一思想认识。三中全会决议虽然有缺点，但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对纠正立三“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蕲黄广的红十五军，这时已离开该地去皖西找红一军会合。前委考虑，继续向东深入敌区已无必要，而皖西、商南正遭敌侵袭，情势危急，遂放弃原来向长江沿岸和蕲黄广发展的计划，撤离但店，去皖西、商南寻机歼敌。红十五军在皖西、商南找不到我们，转而西进黄麻地区。两家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没碰上头。我军进到皖西，才知道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慢慢的开始，旋即投入反“围剿”的战斗中。
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年，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和胜利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段时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壮大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坚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第二，建军思想比较实际对头，并初步形成了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
第三，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关系比较正常。尤其是鄂豫皖特委的成立和关于统编红军的决定，意义重大，对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充分证明了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一九三O年下半年的活动，虽受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幸好时间不长，红军也未长期远离根据地作战，故未遭受大的损失。不言而喻，如果不搞那些“左”的东西，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成就，将会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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