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路方面，由叶志超带领的清军遭遇失利，从平壤一路奔逃到鸭绿江边。1894年9月26日，清军在极度恐慌之中，全部撤离朝鲜。日军将目标对准中国本土，把“在鸭绿江饮马”“治理满洲”当作下一步的打算。
在海路方面，黄海海战致使清军失去黄海的制海权，此后北洋海军便不再出战。于惊涛骇浪之间，“避战保船”这一指令如同紧箍般禁锢着北洋海军，曾经的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海军被困于刘公岛，很快就要在耻辱里迈向覆灭。
在日本侵华致使局势危急的情况下，李鸿章呈上奏章，极力主张“严密防守渤海，从而稳固京城周边地区的屏障；全力保卫沈阳，进而顾及东北省份的根基”。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的防御策略，也就是不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交战，而是于鸭绿江北岸构建防线。
四川提督宋庆，年逾七旬，受命担任帮办北洋军务之职，他带着旅顺留存的2000名毅军，来到了鸭绿江边。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则带领其麾下的3000人赶赴九连城（位于今辽宁丹东振安区）支援。叶志超在朝鲜作战失利，屡被弹劾，进而被撤职。于是，宋庆和依克唐阿开始负责鸭绿江防之战的指挥工作。
截至10月14日，清军在九连城一带所集结的兵力达到了3万多人，并且拥有90多门大炮。
宋庆与依克唐阿皆是身经百战的大将，不过清军在鸭绿江防御方面还是呈现出许多问题：其一为松散无序，承担鸭绿江防御任务的有铭军、毅军、盛军、奉军等七十多个营。各军“有的刚刚经历挫败，军心尚未稳定；有的属于新招募的队伍，才开始经历战斗”，除毅军之外，不少军队不听从宋庆的指挥调度，还有部分军队纪律极为败坏，“一见到敌军就溃败，看到东西就抢夺，毫无顾忌，即便处死也制止不住”；其二是防线漫长，宋庆位于右翼，驻守苇子沟大营，依克唐阿在左翼，以鸭绿江上游的长甸城为大营，防线从西边的海岸起始，延伸到东边的长甸城，兵力分散在数十里的范围内，虽然有九连城、安东县等重点防御之处，但也存在诸多薄弱之处。
日军投入的兵力同样为3万，并且以第一军为主力。日本第一军的司令官山县有朋堪称“地理通”。抵达朝鲜北境之后，当日他便登上位于义州城北山上的统军亭，鸭绿江两岸的地势尽收眼底。与此同时，日军的侦察人员前来禀报：“清军把九连城当作总的根据地，其左翼延伸至虎山与长甸城，右翼扩展到安东县，鸭绿江沿岸有几十座炮寨垒营，数百面军旗随风飘扬，看上去总人数不少于2万。”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清军还不了解日军的详细情况，也无法确定日军将会从哪里对鸭绿江防线发动进攻。清军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病，给日军提供了可钻的空子。
通过当地考验查证，山县有朋觉得叆河和鸭绿江交汇之处的虎山是个可据之地。于是在10月24日，他派遣士兵从东边的安平河口渡江，并且在江上搭建浮桥，之后朝着虎山进发。聂士成带领军队展开阻击，虎山的守将马金叙“挑选五六百名奋勇之士登山构筑工事”，怀着与虎山同生共死的信念拼死作战，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接连击退了由桂太郎带领的第三师团长发起的三次冲锋。马金叙身中十几枪，他的弟弟也在前线牺牲，然而虎山被日军三面包围，清军各部之间距离过远，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清军三四百人战死，可还是没能阻止虎山被日军攻占。
虎山一役激战过后，山县有朋将虎山当作大本营，趁着夜色迷雾，对清军驻守的城池发起攻击，连续拿下九连城和安东县。10月27日时，有着3万清军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面瓦解，日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军用物资，根据日军所公布的数据，其中包含74门大炮、4401支步枪、2590石精米、2000多石杂谷等，此外，马粮和其他各类杂物更是不计其数。
光绪皇帝在知晓鸭绿江遭遇大败之后，以“强弱悬殊”为缘由对军队进行安抚，同时还告诫宋庆等身处前线的将领“莫要困守一处，而不考虑改变策略”。
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海军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放弃了对黄海制海权的争夺。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巡”，也不过是在旅顺和威海这两个海军基地之间往返。因为海防存在漏洞，从10月24日开始，日本陆军在其海军“联合舰队”的掩护下，相继抵达辽东半岛的花园口（位于今辽宁庄河市）。日军的登陆行动持续了半个月，上岸的日军大概有2.5万人，而在这期间，清朝未能及时作出应对措施。
直至11月6日，金州（位于今辽宁大连）被日军攻陷之后，朝廷才颁下谕旨，令李鸿章派遣“海军各舰前去游弋并截击，以断其后路”，然而此时日军已然完成登陆。
旅大（旅顺 - 大连）半岛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恰似渤海的咽喉所在，而金州城恰恰是旅顺的门户。金州的守军仅有3080人，由副都统连顺的制兵与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的拱卫军组成。那时，从鸭绿江败逃而来的清军还没缓过神来，其他的援军也始终没到达，唯有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派遣主动请缨的前营营官周鼎臣，从中抽出二百人前去接应。徐邦道等人唯有在金州“拼死抵御”，多次打退日军的猛烈进攻，直到“将士负伤、兵勇大半伤亡，无力支撑，致使城池沦陷”。城池被攻破之后，仍有一支清军和日军展开巷战，除了“十四名伤残被俘者外，其余的全都英勇牺牲”。
在从花园口到金州城的途中，当地民众各施所能，持续进行抵御。有一位姜姓的老猎人，于日军行经之处挖了好些捕狼的大坑，哄骗日军马队掉入坑中。一名铁匠与两位农夫抡起木棒偷袭日本的岗哨，将那名日本兵的脑袋打成重伤，之后被捕受审时，铁匠镇定自若，直至死去还在不停咒骂。村民陈宝财率领44名乡亲，在半道设伏，击杀了数名路过的日本兵，被激怒的日军调遣大批人马围攻陈宝财等人，这些村民全都壮烈牺牲。
金州被日军侵占之后，日军于城内逐家逐户地进行搜捕，烧杀抢掠、奸女，无所不为。“在前行途中，只要遇到难民，不论男女老少，日军都用枪射击、用刀砍杀，一直杀到西门外才停手。”城内西街有一个曲姓人家，家中仅剩下姑嫂姊妹和儿童共十人。看到日军闯进家门，几名女子打算拿起菜刀、剪刀与日军殊死搏斗，最终这一家人全被日军扔到井底而亡。
日本的随军记者，将日军攻陷金州之后血流成河的凄惨状况如实记录了下来：“在市街上，到处都能看到士兵和市民的尸体，死猪与死狗混杂地摆放着，军旗被丢弃在地上，衣物、家具四处散落，景象十分荒凉凄惨。”
连顺与徐邦道在金州奋力作战却失守之后，前往旅顺请求派兵救援，企图重新夺回金州城。然而旅顺的将领们意见各异，有的主张出战，有的主张防守，没有一人前往救援，这在某一些程度上致使后来旅顺发生了悲剧。
在日军攻占金州的第二天，就朝着大连湾展开了攻击。清朝对于大连湾的防守已然丧失信心，李鸿章指示盛宣怀，给大连湾的守将赵怀业等人发去电报，给出了两个方案：其一，守住金州通往旅顺大道上的南关岭，沿途大量安置炮位并多多设置地雷；其二，要是遇到紧急状况，可以舍弃大连湾而只坚守旅顺，重点是“保住旅顺”。
清军持弃而不守的态度，这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大连湾。更为可叹的是，李鸿章的下属在大连湾苦心经营多年，结果除了饷银被及时运走之外，军械、弹药等均被日军获取。
在接连攻占金州、大连湾之后，日军接下来的目标便是有着“东洋第一坚垒”之称的旅顺。
临元镇总兵姜桂题所率的桂字军与记名提督程允和带领的和字军，驻守在旅顺后路的各个炮台。在旅顺之战爆发之前，这两支军队合计共有8营，兵力达4000人。而旅顺海岸炮台的清军，是由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分别率领4营，总共4100人。此外，卫汝成带着成字军5营以及一小队马队前来增援，还有从金州、大连湾撤离的连顺、徐邦道和赵怀业等人的残余部队。这样算来，旅顺的总兵力为14700人。虽然这一兵力比不上登陆的日军总数，可是只要各位将领齐心合力，还是具备一战的实力的。
然而清军重蹈覆辙。上述七名统领彼此间并无隶属关系，抵御敌军时自然是各自为政。旅顺的将领们觉得如此下去绝非良策，经共同商讨后，推举姜桂题成为首领，让其掌控全局，可是姜桂题资质平平，难有建树，面对日军他束手无策，只是不停地给朝廷写信，请求援助。
朝廷的应对实在是令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李鸿章得悉日军已然冲破鸭绿江防线，并且接连攻占金州、大连湾，如此一来，旅顺必然会陷入孤立无援、万分危急的境地。于是，他差遣广东提督唐仁廉前往旅顺对诸位将领加以督率。然而，由于没船只能够抵达旅顺，只能改派唐仁廉经陆路前往奉天。
11月18日清晨，日本骑兵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军队抵达旅顺土城子，开展侦察与扫荡行动。秋山好古为日本陆军的知名将领，他有留学欧洲的经历，在那里学习骑兵战术。返回日本之后，他便统领骑兵部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中表现活跃。他还有个弟弟叫秋山真之，秋山真之后来成为了海军名将。
姜桂题秉持“紧守长墙土炮台”的主张，对日军侦察部队的现身并未加以重视。徐邦道不久前才在金州与日军有过交战，他觉得应当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于是请求姜桂题给予枪械，好出城与日军对抗。姜桂题无奈之下只能应允，允许徐邦道前往军库自行挑选武器。徐邦道便率领剩余的部队出发迎敌，在出发之前，他成功地说动了卫汝成，而卫汝成（他是盛军统领卫汝贵的弟弟）随后便带领成字军参与战斗。
秋山好古率领的骑兵队，瞧见清军出来且率先占据了高地，都觉得十分诧异。以往的时候，清军只要一看到日军就会拼命奔逃，向后撤退，可今天居然前来阻挡阻击。有下属觉得这里面有几率存在计谋，于是提议秋山好古撤军，然而秋山好古却很是自信，依旧驱马前行。
实际上，徐邦道与卫汝成所率的军队已然占据优势，清军所处的位置利于发起攻击。日军皆为骑兵，一时间难以冲向高地，迅速就陷入重重包围之中，陷入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困境。直到这时秋山好古才察觉到情况极为不妙，赶忙下达撤军的指令。徐邦道顺势展开追击，日军在慌乱之中持续向后撤退，甚至都来不及运走伤员。向来擅长骑兵作战的秋山好古最终是在步兵的掩护下，才从战场上侥幸逃脱，可谓是死里逃生。
徐邦道与卫汝成所率部队持续战斗直至下午4时，由于没有后续支援，加上饥饿与疲惫不堪，只得撤军。土城子阻击战致使日军伤亡达55人，还击退了名将秋山好古，这在旅顺战场上属于难得的一次胜利。
然而，徐邦道主动请战所获取的胜利成果，并未改变旅顺消极防御的态势，这场小战斗的胜利，依旧无法扭转整个战役的局势。
甲午战争期间，类似的情形不断上演。平壤北门阵地之上，左宝贵坚守不退，最终在枪林弹雨里英勇牺牲。致远舰上，邓世昌试图指挥战舰与日舰一同沉没，结果葬身于茫茫大海。金州城外，百姓自发阻拦日军，却遭到日寇的残忍报复。中国向来不乏勇士，可在一场注定全盘皆输的战局当中，局部取得的胜利并不能扭转败势，个体的牺牲也难以改变最终的结局，这使他们的英勇事迹更令人悲痛万分。金、旅之战过去数月后，徐邦道奔赴牛庄、田庄台等地继续抗击日军，没过多久便在军营中病逝，终年59岁。
当时的人这样讲：“旅顺的防御，总共经营了十六年，耗费了数千万的巨额资金，船坞、炮台以及军事储备在北洋地区堪称首位，然而却一天都没能守住。门户大开，最终被敌人所用。从此，京城周边受到震动，陪都也被惊扰。”
在旅顺，丧失人性的日本人把刀枪指向了毫无抵抗能力的普通百姓。在那场持续了4日之久的旅顺大屠杀惨剧中，超过2万无辜民众惨遭屠戮。有学者经过考证得出，“除了有千余具尸体被家人领走并选择地方安葬之外，根据扛尸队的记录，被焚烧的尸体实际上达到了一万八千三百多具”。
美国的《纽约世界报》、英国的《》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轰动中外的惨案，对日本血腥残忍的暴行予以指责。而日军却找各种借口推诿，声称他们杀害的是混在民众里的中国军人，多年之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时同样用这种卑劣的借口来自我欺骗。
彼时身处旅顺的美国记者克里尔曼给《纽约世界报》发去通讯，宣称：“我亲眼目睹旅顺的难民并没有抵抗侵略的军队。日本人说枪弹是从窗户和门里射出的，这完全是假话。日本兵根本不想活捉（难民）。我看到有一个人跪在日本兵面前，磕头求饶，日本兵一只手用枪尾刀把他的头插入地里，另一只手用剑砍掉了他的身体和脑袋。有一个人缩在角落里，一队日本兵开枪将他的身体打得粉碎。有一位老人跪在街道中间，日本兵砍杀他，几乎把他砍成两段。有一个难民在屋脊上，也被枪弹打死。有一个人从屋脊跌落到街心，日本兵用枪尾刀刺插了十多次……
战后的第三天，天刚刚破晓，我就被枪声惊醒了，日本人又开始了屠杀。我出门看到一名武官带着一队士兵在追赶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怀里抱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他匆忙奔跑的时候，婴儿掉落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看到那个婴儿已经死去，另外两个人也被枪击中倒下了。而第三个人，也就是婴儿的父亲，不小心绊倒了，一个拿着带刺刀的枪的士兵立刻抓住他的后背。我走上前去，露出手臂上缠着的带有红十字标志的白布，表示想要救助他，却没能阻止。那个士兵拿着刺刀朝着趴在地上的人的脖子连刺了三四下，然后就走了，任由他躺在地上苟延残喘、等待死亡……
旅顺大屠杀过后，城内的中国百姓仅有36人得以幸存，他们的帽子上有着“勿杀此人”的标识，日军留下这36人，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去掩埋被杀害的中国同胞的遗体。
在那个时代，落后必然会遭受欺凌。辽东的战局不断恶化，与此同时，从山东那边也传来了噩耗——驻守在威海港口的北洋海军，即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在山东半岛的东北端，明代设置了威海卫，其设置的最大的目的在于抵御倭寇的侵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依旧把威海卫视作军事方面的重要城镇，这座城前方紧邻海湾，背后依靠着众多山峰，和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隔海相望，二者犹如两把大锁，扼守着渤海。于威海港的中央位置，有一个刘公岛，该岛东西长度不足4公里，最宽的地方仅仅1.5公里，然而它却像是一座天然的海上壁垒，仿若一艘战船般守护着威海。北洋海军把威海当作舰队停靠的地方，在沿岸修筑了多达25座的各类炮台，并且还在刘公岛设立了军工厂与军火库。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提出建议，李鸿章予以采纳，命人于威海南北两口增添“水雷拦坝”这一工事。具体做法是，在出海口排列长一丈多、直径约为一尺半的木材，用铁索把木材连接起来，再用锚固定于海底，并且在木栏附近布置各类水雷，以此将威海卫口全方位地包围起来，在木栏中间留一个活动门，平常处于关闭状态，需要用的时候才打开。李鸿章自恃“水雷拦坝”功效显著，觉得日本军舰必定不敢深入，却没料到在日舰的冲击之下，这一防线脆弱得就像纸糊的一般。
北洋海军困守威海卫的原因，在于其采取了被称为“避战保船”或者“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战略。黄海海战结束之后，不管是前线的将士，还是在后方指挥的李鸿章，都洞悉了中日海军在实力方面存在的差距，李鸿章对丁汝昌下达指示：“遇有警报之时，丁提督应当率领舰船出至台炮线以内协同作战，不可前往大洋进行海战，以免遭受损失。”保住北洋海军并且守住威海卫，这是李鸿章最后的期望。
此外，在黄海海战里受到重创的军舰得进行修理。丁汝昌于写给盛宣怀的信件中提及，黄海之战过后，“又失去四艘军舰，一艘军舰报废，如今勉强还能用于战斗的，仅有‘定’、‘镇’、‘济’、‘靖’、‘来’、‘平’这六艘罢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每一艘军舰都极为宝贵，容不得有丝毫的闪失。11月14日，镇远舰于进港之际发生触礁意外，受损情况十分严重，历经多日的维修才勉强修复，然而却已丧失出海作战的能力。镇远舰的管带林泰曾自觉愧疚难当，悲愤交加之下自杀身亡。镇远舰与旗舰定远舰是齐名的姊妹舰，此事故发生之后，北洋海军的士气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日本陆军于辽东长驱直入之际，其海军也有了新动作。1894年12月，日本军舰频繁现身于山东半岛海面。次年1月，日军海陆两路同时进发，向威海发起攻击。至2月1日时，除刘公岛与日岛之外，威海的另外的地方都被日军占领。
威海北岸炮台即将失守之时，丁汝昌乘船来到炮台，同督办威海防务的戴宗骞商讨应对之法。戴宗骞颇感无奈，向丁汝昌说道：“绥军和巩军都已朝西散去，派人四处召集，仅剩下绥军的一个营，用来守卫炮台以及保护长墙等地方。”当晚，仅存的这一绥军营也逃散了。没过多久，丁汝昌再次与戴宗骞相见时，戴宗骞告知他，自己如今已是孤家寡人：“逃散的兵勇召集不回来，就连守卫炮台和长墙的士兵也向西溃败而走，整个炮台只剩下十九个人了。”
丁汝昌意识到局势已没有办法挽回，便让戴宗骞前往刘公岛暂避。戴宗骞却讲道：“守卫炮台，乃是我的职责。军队战败，阵地丢失，我又能逃往何处呢？我唯有一死来报效朝廷罢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丁汝昌派人强行把戴宗骞救离之后，戴宗骞只是朝着前来护送他的海军人员凄惨地笑了笑，接着意味深长地说道：“兄弟，多谢了。我的事情已结束了，就看丁军门的了。”到达刘公岛之后，戴宗骞愧疚且愤懑难平，吞金自尽。
1895年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祐亨对舰队下达命令，让舰队把炮火瞄准刘公岛与日岛，展开总攻。
康济舰的管带萨镇冰率领30名水手承担日岛炮台的防守任务，在敌强我弱的艰难处境下坚守不退，持续向日舰发起反击，还曾击中扶桑号的左舷，致使日舰筑紫号上有8名船员伤亡。然而，日军如汹涌潮水般不断涌来，小小的日岛难以抵御，炮台最终被日军破坏。丁汝昌看到日岛即将被攻陷，便令萨镇冰撤回刘公岛。日舰将日岛炮台击毁之后，刘公岛就变成了一座充满绝望的孤岛。
日舰开炮之后，港内的13艘鱼雷艇与2艘汽艇一下子全速往港口外面冲去。实际上，这些鱼雷艇本不属于北洋海军，而是由旅顺鱼雷营管辖，它们并不想与刘公岛生死与共，居然当场就逃窜。然而，在日舰的凶狠攻击之下，这些鱼雷艇没有一艘能够逃脱，要么被击沉，要么搁浅。
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丁汝昌给李鸿章送出了最后一封求救信：“自从雷艇逃离之后，水军和陆军的军心都变得散乱起来，如果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还不能到达的话，那么舰船和海岛就绝对难以保住了。”
2月9日，丁汝昌亲自登上由叶祖珪带领的靖远舰，同平远等舰最后一次离港，向日舰发起决死战斗。丁汝昌或许是想在海上战死，从而保全自己的名节。战斗到中午时分，靖远舰被两枚炮弹击中，左右两舷均被击破，船头开始下沉。丁汝昌本打算与船一同沉没，却被舰员救回岸上。丁汝昌仰天叹息道：“上天不让我在战斗中死去啊！”
第二天，日军已然封锁住刘公岛的通道，北洋海军的“保船”计划完全失败。为防止军舰被敌人占有，丁汝昌下达命令，让船舰自行沉没。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在亲自下令毁船之后，吞食自杀，他过去常常讲：“船亡人亡！”不过，北洋军舰里只有搁浅的定远、靖远两艘军舰得以自行毁灭，而镇远、平远、济远等10艘军舰在战后被日军俘获，被编入日本舰队。
在刘公岛沦陷之前，丁汝昌服毒自杀，60岁的生命就此终结。随后，北洋海军的官员牛昶昞差人将降书递交给伊东祐亨。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耀武扬威地开进威海卫港。同一时刻，萨镇冰驾驭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战友的棺柩，缓缓驶离刘公岛。
威海卫之役，乃是北洋海军和日本舰队的第三次对阵，通常而言，此役也代表着中日甲午战争胜负已定。这场由朝鲜引发的中日之战，最终以清军战败而结束。
在凄风冷雨的笼罩下，萨镇冰携战友们的尸身，离开了这片令人悲痛的地方。从那以后，萨镇冰历经清末与民国时期，始终投身于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之中。他直至1952年才离世，在甲午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后，目睹了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胜利。
据传，萨镇冰在暮年创作了这样一首诗：“五十七年仿若梦幻，全国沦陷皆因汉城。龙困浅滩莫要自弃，总有昂首挺胸之日。”
由顾廷龙、叶亚廉担任主编的《李鸿章全集》，于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芸生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5年出版。
戚其章所著《西方人眼中的旅顺大屠杀》，刊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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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停火为何历经多轮反转＃ 北京时间6月24日，美国先提前官宣停火，后又敦促双方遵守协议，态度非常主动。
40分钟直达！成都至金堂轨道线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成都市县市新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俊材透露，为解决金堂县无轨道交通通达的问题，成都拟通过实施宝成铁路改造及新建青白江至金堂线，打造直连金堂县城与中心城区的轨道线路。